秃鹫小说

第2章 城市的霓虹与寒风（第1页）

车轮碾过积雪的声音像是把过去碾碎了又碾碎。省会的站台比村口多了几处亮光和一堆广告牌，霓虹在湿冷的空气里抖动，像街头的鱼眼。宁北把厚棉袄的领子竖高，大学证一首压在里边，像一块他不敢拿出来晾的牌子。车还没完全停稳，人群就推着他往外挤，冷风把城市的味道一股脑儿灌进来：汽油、烧烤、消毒水和淡淡的香水，混成一口咸味的汤。

他说服自己不要急，城里不是村口，城里的人不着急接纳任何人，先得把脸练厚。可当他一步步穿过人群，脑子里那股不甘越滚越大。他在街头的第一个念头是找招聘信息——公交站旁的电子屏翻着“招工”“招聘”“高薪”等词，像是在嘲笑他拿着折叠好的命运纸条的手。他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有村里抄下的电话号码和几个胡乱收藏的链接，信号像城市的脉搏，时紧时松。

第一天的钟点工面试排在一个写字楼的地下，要去的路上他踩过一滩油渍，鞋底留下两道浅纹。面试的地方比村里的公示栏高级，玻璃门反着的霓虹把他的影子拉成纤长的人。他等在大厅，看到好几个同年纪的年轻人穿着整洁，手里还捏着简历。有人在低头刷手机，有人故意拉开嗓门跟朋友讲着行业术语，他们说的每个词都像一把小刀，把他胸口的气割出一道道惆怅。

轮到他的时候，面试官看了简历一眼，眉毛抬了抬。那一刻他能感到自己的村腔像是味道，淡淡的、带有土。面试官礼貌地说：“你的专业挺好，就是经验不够。”那句“经验不够”像一根电线，轻轻一碰就把人震得晕头转向。他笑了笑，说自己可以学，学得快。面试官点点头，口气里没有恶意，却像冰水浇在锅里：“那我们这儿更看重有实操经验的。你可以去试试配送、快递这类岗位，起步快，学得多。”他没有说这话是拒绝，可宁北听出来了。

出了写字楼，天空阴着，像一张压过来的脸。他掏出钱包，里面除了几张褴褛的车票和一元两元的零钞外，还有一张曾经被他想象过无数次的银行卡，数字少得可怜。他在街角的便当店买了碗面，面里放着几片腌萝卜，汤咸得像家乡的老抽。吃面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北儿？”他回头，是大学时同宿舍的刘浩，西装外套挎在一只手臂上，皮鞋干净得能照出天光。两人西目相交，世界里突然有了镜子。

刘浩的表情里有惊讶，也有那种微妙的测量，他看了看宁北的外套，又瞟了下他怀里的折叠证件。男人之间的寒暄总少不了装腔，刘浩很快掏出手机，递给他一张名片：“我在这边做内勤，单位还招人，要不要去试试？你有证书，可能更合适些。”声音里有真诚，也有一层不忍心的客套。宁北接过名片，手指有点发抖，心里却像被两股不同的风吹着：一股是同学的好意，另一股是他不想再走那种“按部就班”的路线的倔强。

“谢谢啊，刘浩。我考虑考虑。”他说得很干脆，没把“我不想那种活儿”挂在嘴边。两人就这样站在霓虹下，说了几句无伤大雅的寒暄，随后各自进了不同的门。灯光把刘浩的影子拉得规矩，而把宁北的影子揉成了不规则的黑泥。他没有立刻去刘浩说的单位面试。不是骄傲，而是他知道自己需要那种能让他迅速翻身的活，哪怕是边缘一点、脏一点。

他开始尝试快递与外卖。外卖公司的招聘点在一个小巷里，门口堆着几只面罩和破旧的外卖箱。面试很快，甚至不到面试，更多是交表格、交身份证复印件，然后领到一顶黄色的头盔和一个写着外卖品牌的保温袋。骑行员教他把袋子固定好，订单来了就按着导航送。第一次出单时，手里那台店家发的平板嗡嗡作响，屏幕上跳出一串地址和一个催促的语气：“尽快送达。”外面的风像刀，刮进手套缝里，像嘲笑他拿着东西跑。

外卖生涯的日子单调而疲惫：昼夜的灯光把街道撕成条条亮线，电动车加速的声音像城市的心跳。接单、取餐、送单、接单，每一步都按着规则，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，叫得响，但地面不让你乱跑。人们把微笑塞进塑料袋里，签名的瞬间就把你当作影子消失。吃过的外卖盒子被丢在巷口，油渍晕成一圈圈太阳，像作证。他拿到的第一笔小小提成，数目少得让人哆嗦，放进口袋时竟发出塑料袋摩擦的脆声。

有一天夜里，他在楼道口站着喘气，肩上的外卖袋重得像一块石头。楼下的烧烤摊散发出的香气，烤串在油里吱吱做响，老板把手上的竹签抖了抖，笑嘻嘻地问他：“小伙子，累不累？来串儿，钱我给你包了。”宁北看着那串肉，想到家里炕上的那碗粥，咽了口唾沫，摇了摇头：“不用了，等会儿还有单。”他知道自己不该让香味把理想熏灭，可生活总有一股特别难抹的味儿。

在送单的路上，一个人影从暗处飘出来，带着些醉意和街头的随性。那人鼻梁上架着一副偏光镜，毛衣上有烧烤油渍，嘴里叼着一根半截的烟。他打量宁北两眼，嗓门里带着东北味：“你哪儿来的，大兄弟？看着不太像在这儿混的。”宁北本能地把大学证更紧地捂在怀里，答话利索：“从外地来的，给外卖，先混几天。”

那人笑了，笑得像一把刀子带着润滑油：“外卖啊，也能混。可你要真想混，这社会上没几条路像课堂上写的那样端端正正的。有条路——不太光鲜，但见钱快。我叫阿海，早几年混点小活儿，管些门道。你眼神挺利索，能说话，干点那种活儿，比天天跑单强。”阿海的语气不像诱惑，更像陈述一件事实。街头的灯把他脸上的刀疤拉得长，像一条地图。

宁北望着阿海，像是望见了夜里另一扇门。阿海没立刻说更多，只递给他一支烟，鼻子里哼着似乎很理解的味道：“你瞅着别急，我这儿有个朋友，管几家KTV的门面，叫黑狼，脾气不太好，但能给人安排事做。不是犯法的事，正儿八经的也有，但能快一点儿。你要是真想试试，这儿有个机会。”说到“黑狼”的时候，阿海的眼睛闪了闪，像给话题上了重音。

“不是犯法的事？”宁北下意识问，他记得村里人常说“城里混的路不干净”，但他的渴望像火，越是被提醒危险越想靠近那点热度。阿海耸了耸肩：“这说法得看你咋整，谁也不能担保啥。反正有活儿、有人罩着、钱来得比跑外卖快。”他又笑了笑，笑里藏着世故。

那一晚，风像从街缝里穿出来的冷箭，首插骨头。宁北站在路灯下，心里像有两个重量：一头是他从小被教导的正经路，另一头是他夜里闻到的诱惑。城市里的人常说“穷人没资格挑剔出路”，这句话像刀子，在他耳边割过。他想起了家里那张炕上写着“别怕，顶着”的照片，像母亲在耳边低语：“顶着。”可“顶着”并不指一个明确方向，它更像给人的一种勇气，要你在风里站住。不知怎的，他觉得自己既要顶住风，也要学会用风去顶别人。

他没有当场答应阿海，也没有立刻拒绝。阿海把一张褶皱的小纸条塞到他手里，上面只写了几个字和一个绰号：“黑狼，夜九点，八零路旧仓库后门。”纸条被风吹得有点湿，但字迹还清楚。阿海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去看看，不去也没事。城里机会多得很，你得自己掂量掂量。”说着，他又朝着烧烤摊的方向走去，和老板打招呼，像是夜市里他们自己的生活节拍。

他收起纸条，像收起一种可能的咒。那张纸条和他怀里的大学证一起，像两张不同的门票被塞进了同一个口袋。回到临时租的床位，他躺在狭小的房间里，窗外霓虹的闪烁像心里的鼓点，一下一下敲着。他把纸条摊开在手心，想象着黑狼的样子：是位穿着精致西装的场子老板，还是个一言不发的中人？他想象着很多，但不知道答案。

第二天他依旧去做外卖，习惯像手套一样套在生活里。白天的送餐比夜晚机械，多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碎片：孩子们放学的喧闹、办公室白领的急促脚步、街头流浪狗的抬头。他把每次送到门口的签名都当成小胜利，像孩子收集糖果一样。每一次有人说“谢谢”，都像是小小的褒奖。可到头来，钱包里的数字依然消瘦，账单和房租像影子一样尾随。

到了第五天，钱更紧。他把大学证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反复端详。纸上的字仍旧端庄而冷静，那些字像另一人的誓言。城里给他的第一课就是现实：光有证书并不能保证你立刻到达理想地带。权衡的天平上，现实的砝码更沉。他记得父亲（或是母亲）告诉过他，做人要有底线。但什么是底线？底线是可以丈量的吗？他犹豫了。

夜九点，他把头盔挂在屋门后，走向八零路的旧仓库。巷子里只剩稀稀落落的霓虹，墙上的涂鸦像没被擦干净的历史。他把纸条从口袋掏出，心跳像廊道里回声，越走越厉害。路口有个摊贩，摊上放着几串凉得发硬的烤肉，老板懒懒地吸着烟，见他路过没说话。旧仓库后门处，铁门半掩，门缝里溢出一丝光，像是许愿池里投出的第一枚硬币。

他站在门口，摸了摸口袋里那张大学证，又摸了摸那张写着“黑狼”的纸条。两张纸在他指尖摩擦，发出轻微的褶响。他想到村里那条雪路，想到母亲的叮嘱，想到刘浩的名片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在把两种未来都吸进肺里，然后吐出。“好吧，北儿，别站着了。”他低声自语，像是在给自己批准。

铁门缓缓开了一道缝，里面有声音，很低，但足够把人心里藏着的异动勾出来。一只手伸出来，递给他一杯塑料杯装的茶，茶里搅着点儿糖。他接过杯，茶不热，像是夜色里冷却的酒。远处有歌声模糊地传来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风铃。门的另一边，有个粗重的嗓门喊了声：“人到了吗？”声音像是把某扇门扣上，又像在敲另一扇门。

宁北把纸条折好，放进胸口里，像把钥匙放进了一个锁。他知道进去并不意味着结局的开花，它只是一扇门的开启，门后可能是另一片更复杂的世界。街头的霓虹在他眼里变得更亮了一些，也更薄了一些，像玻璃上的光，能照见自己的样子。门缝里的人影变得清晰，像是要把他拉去见“黑狼”，见一个可能会改变轨迹的名字。夜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带着酒精和香水，和一股隐隐的危险味儿。宁北抬起脚，迈进门去，脚步里带着决绝，也带着点儿怕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他己经学会了一个城市人最先学会的事：有时候，人要先把胆子放大，再把尊严换成筹码去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