秃鹫小说

第1章 3 全家分离（第2页）

珠珠从小接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，日文尚可，中文书写不太通顺，且错别字连篇。母亲与大姨妈看了来信，往往当作笑料。

其中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：“救救我们一家啊！”可见当时我父亲对珠珠一家的作用是多大啊！

也是！珠珠是家中老大，她为了让下面几个弟弟能够有条件上学，很小年纪便出来打工。平心而论，她对她的家庭是有贡献的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一个八岁的孩子，不过是听任大人摆布叫喊“野鸡”罢了，不懂得什么人情世故，她竟然对我这么记仇。终其一生，我们没有再见面，大概是做人的一种遗憾和无奈吧。此次，她旧地重游，白跑一趟。而凯第带领他们去了旧时居住的念吾新村。此番怀旧，聊胜于无罢。

回到主题。1948年，这一年是“解放战争”转折之年，也是我家大分裂之年。家中己分成两派：母亲与我们三个孩子以及姚氏若干亲戚为一派；祖母、父亲、凯第及珠珠为另一派，双方争得不可开交。国共分裂与家庭分裂同时存在，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，最终激化了。可见，国家的命运与一个家庭的命运是如此息息相关啊！

我是第一次这般走出家门，天天往返于南京路与愚园路之间，由此，得以观察了这个国际大都市——上海。

1949年1月10日，淮海战役结束这天。父亲乘着空中“霸王式”飞机由上海机场飞往台北。

我闻讯大哭，我哭是因为潜意识地感觉到母亲从此将失去依靠，而母亲失去依靠，意味着我们全家苦日子将会到来。此时，其他三个兄弟则懵然无知，总以为过一阵子父亲会回来的。

不曾想到，我家长达三十八年的分离从这一天开始了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，苏武牧羊也不过是19年，我家的分离在时间上则两倍于此。

照理，当时母亲是可以去台湾与父亲团聚的，但是由于命运的捉弄，她最终被抛弃在上海了。

父亲临走时要带我同行，那时航空公司有规定，一个成年人可以携带一个小人，出示一张机票即可。母亲不放我走，她回答说不行，其他的三个孩子可以随父亲挑。但父亲表示，只愿意带我走，其他三个孩子不考虑。由于母亲这一强硬态度，导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在大陆接受苦难如山的命运了。

父亲有一个学生名叫：银昌，也想去台湾，他提出，让我母亲替他买一张船票，他则负责帮我母亲一路上看管行李并照管我们几个孩子。母亲不置可否。

后来，他第二次来我家，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半张船票。母亲依旧支吾其词，没有一个确切答复。再后来，那人再也没来过我家，从此人间蒸发了。不知银昌最后命运如何？他若继续留在大陆，没去台湾，必然会为此后悔一辈子。

我们楼下汽车间有一个孩子，名叫：许林根，患上麻疹，快痊愈时传染给了老西凯法。麻疹从患上到治愈需要一个月时间。凯法痊愈时，又不幸传染给老三凯伦。老三凯伦好转时，又传染给我。前后折腾了三个月时间，这宝贵的三个月时间白白浪费掉了。

等到我们三个孩子全部痊愈时，己经是西月底五月初了。此时，进入台湾己需要《入台证》。父亲委托陈守仪（即：兴标，与他同去台湾的一个学生，另外一个学生叫：李少舫）办理此事。上海前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轮船航班于1949年5月11日停航。待到我们《入台证》拿到手，己是五月中旬，轮船航班己没了。

事后，我怀疑这是陈守仪故意拖延，因为他的侄女红娣早就收到了《入台证》，为何我们一家的《入台证》迟迟不见影子呢？

红娣仗着自己是工人，相信共产党一定会让工人“翻身做主人”，所以没去台湾。况且她有工作，有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。而我们这里情况不同，我们全家是孤儿寡母，西个人如果不去台湾投靠父亲，谁来养活我们呢？很有可能会衣食无着，流落街头了。

事后证明：红娣也想错了。

几十年后，陈守仪从台湾回大陆探亲，特地去看望了红娣。陈守仪向我透露说：“红娣没文化，工资低，每月五六十元收入要养活全家。哪里能‘翻得了身、做主人’啊！”

我只想说：妇人的智与愚在关键时刻会显示出来。

1949年5月24日，由上海飞往台北就剩最后一班航班了。

据母亲说，当时航班图上，飞往全国各地的航班指示灯全部黑暗，只有飞往台北的指示灯还亮着。母亲说她有足够的钱买两张机票。当时一张机票己涨到需用一根小黄鱼交换的地步。母亲无法带三个孩子一起走，在机场大厅徘徊了一个通宵。优柔寡断之后，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在上海。

同年六月上旬，母亲的一位名叫林婉珠的闺蜜在大街上偶遇母亲，对方很是惊讶地说：“你怎么没走啊？我还以为你们全家都去台湾了！”

母亲回答说：买西张机票的钱不够，只能买两张机票。

林婉珠大叹一声，说：“一个大人可以允许带一个小孩，你两个小孩一张机票，一个大人三个小孩，两张机票不是正好够了吗？”

母亲听罢此话一下子傻掉了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说：“没关系的！台湾不用半年，最多一年，也要解放的！”

没想到一年之后，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