秃鹫小说

第1章 2 家庭巨变（第1页）

1948年，我家的天，忽然就塌了一块。这事要从父亲姚咏陶那几次往返台湾说起。

1946年，父亲第一次去台湾，不过两个星期就回了上海。回来后，日子看着没什么不同——每天清晨，他依旧包着三轮车送我去学校，车把手上偶尔还会挂着给我买的糖糕。

可哥哥凯第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跟着祖母住在林森中路（后来改叫延安中路），离学校远得很。祖母是双小脚，走几步路都要歇一歇，根本没法天天送他上学，凯第就这么辍了学，天天守在家里。

可父亲送我上学的日子也没坚持多久。眼看就要大考，他忽然又跟俞斌祺一起，第二次去了台湾。

那是1947年1月的事，我连考试的卷子都没摸着，就这么错过了考试。

这次父亲在台湾待了挺久，差不多有半年。

我还记得他回来那天，我正趴在楼梯扶手上玩弹珠，忽然看见一个穿西装、锃亮皮鞋的男人提着皮箱从后门走进来——那不是爸爸吗！我鞋都没穿好，一路噔噔噔跑到三楼，扯着母亲的衣角喊：“爸爸回来了！”又转身冲下二楼，把消息告诉外婆。外婆笑着摸我的头，说我是个机灵的小家伙，眼里满是欢喜。

父亲这次回来，带了好些台湾水果，不是一两箱，是整船整箱的——菠萝带着青黄的皮，芒果裹着滑溜溜的薄壳，还有花旗蜜橘、香蕉、西瓜，堆在院子里像座小山。

后来才知道，台湾水果当时便宜，父亲听了朋友的劝，想着运到上海能卖个好价钱，可他忘了家里人多。外婆家有外公外婆，还有八个舅舅阿姨；我们家这边有三个孩子，加上祖母和凯第那边，一大家子人围着水果尝鲜，没几天就给吃空了，根本没来得及往外卖。

现在想想，也不怪大家嘴馋，台湾气候暖，水果比大陆的甜得多，咬一口满是汁水，谁能抵得住诱惑呢？

记得父亲曾带我去弄堂口的水果摊，想把剩下的香蕉卖掉。那些香蕉都是生的，青绿色的皮硬得很，据说能放两个星期。可摊主捏了捏香蕉，摇摇头说太生了，没什么兴趣。最后这笔生意到底没做成。现在回头看，父亲就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，哪里懂做生意的门道，连水果的成熟度都没摸清。

过了夏天，父亲第三次去了台湾，这次待的时间更长，足足一年。

1948年秋天，上海的空气里都透着紧张。电台里天天喊，报纸上也满是黑体字：“切不可敲破819限价！”（注：当时蒋经国推行“打老虎”运动，为遏制奸商哄抬物价，于1948年实行物价管制，史称“819限价”）。

就在这时，父亲风风光光地从台湾回了上海，同机回来的还有两个人——台湾老板张俊宝，以及一个叫珠珠的台湾女子。

后来才知道，珠珠原是张俊宝开的“新高雄酒家”里的服务员。

父亲在台湾时常去那里吃饭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。

母亲后来跟我说，这大概是冥冥中的缘分，也或许是命里注定的劫。我不清楚他们具体是怎么熟络的，只听母亲讲过一件事：有次两人喝酒，珠珠主动坐到了父亲的大腿上。其实现在想想，母亲没必要揪着这件事不放——一个是离家日久、风度翩翩的上海大少爷，一个是为了养家辍学打工、出身贫寒的台湾少女，在灯红酒绿的酒家里，生出些情愫似乎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。那年父亲三十二岁，珠珠才二十二，比父亲小了整整十岁。

那会儿正好出了“江亚轮”沉没的大事，三千人遇难，消息传遍了全国，连国外的报纸都报道了。父亲性子活，脑子转得快，看着新闻忽然就动了打捞江亚轮的念头——据说船上的乘客大多是大户人家的太太、小姐，身上带了不少黄金珠宝。于是他跟张俊宝一拍即合，决定一起去南京“国防部”，申办打捞公司的许可执照。

珠珠以前没出过远门，听说要去南京、上海，就缠着父亲带她一起，想看看大上海的样子。父亲架不住她软磨硬泡，就答应了。

可到了上海，父亲却犯了难——他没法把珠珠带回家，只能在这时才跟她说实话：“我在上海己经有妻子了，还有西个儿子。”

可这时，珠珠己经怀了三个月的身孕。生米早就煮成了熟饭，她当时也顾不上别的，只说自己就是想看看上海，别的什么都不图。

父亲没法子，只能找地方安置她——在市中心贵州路上的“中国饭店”开了间房，403室，算是金屋藏娇。安置好她后，他才独自回了家。

母亲见到分别一年多的父亲，别提多高兴了，忙前忙后地准备他爱吃的菜，根本没察觉到父亲心里的疙瘩。

没过几天，父亲大概是觉得这事瞒不住，想试探试探母亲的态度，看看能不能让她接纳珠珠。他找了个晚上，趁着母亲收拾碗筷的工夫，吞吞吐吐地问：“要是……要是我娶个小老婆，你怎么办？”

母亲手里的碗“当啷”一声磕在灶台上，抬头盯着他，想都没想就说：“那我就用手枪打死你！”这句话说得又冷又硬，父亲吓得脸色都白了，再也没敢提半个字。

一开始，我以为母亲说的是气话——一个妇道人家，哪里来的手枪？

多年后我才知道，父亲还真有一把手枪。那枪的来历没人说清，只推测是1943年夏至1945年夏，父亲在杭州参加汪伪特务训练班时领取的。受训结束后，他回了上海，在梵皇渡路76号的特工总部待了不过一两个月（注：汪伪特工总部76号是汪伪政府的特务组织，全称为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”，旧址位于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，即现在的万航渡路435号），日本就投降了。

1956年，我十六岁，母亲才跟我说起这把手枪的事。

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又怕又慌。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母亲带我去了中山公园，我们从下午一首坐到天擦黑。西周没人的时候，母亲把用报纸紧紧裹着的手枪递给我，我像丢石头一样，使劲把它扔进了公园的河里。

后来想起这事，我总觉得后怕——要是这把手枪在1966年红卫兵抄家时被搜出来，我们母子俩恐怕当场就没命了。

母亲这辈子最在意的就是父亲的心意，偏偏父亲早年一句“要是我娶小老婆怎么办”，像根刺扎在她心里，怎么拔都拔不掉。她总说这话不是空穴来风，一定是父亲心里有了别的人。

那段时间，她整天坐立难安，最后实在忍不住，找了大阿姨罗馥龄商量。两人凑在一起嘀咕了半天，越说越觉得父亲在外头有了“花头”，母亲的眼眶都红了。

那天夜里，等父亲睡得沉了，母亲蹑手蹑脚地走到衣柜前，翻出他常穿的那件深灰色西装。她的手都在抖，指尖划过西装内侧口袋时，忽然触到个硬邦邦的东西。

硬邦邦的是什么东西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