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
阿斯塔亲手设计、部署并扩建的——遍布整个占领区的“集中营网络”。
我并不知道集中营最初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,只知道在一次后勤简报会上,阿斯塔在我面前用极其简洁冷静的语气,提到了“前进军己完成第七批集中处置区的封闭改建作业,预计月度产值将增长至原定目标的180%”。
我没多问。
我本该问的。
但我没有。
这些集中营就像毒瘤一般,悄然地,理所当然地,扎根在占领区的荒地与旧工业区之间。
它们没有名字,只有编号。
有的建在矿井旁,有的设在山谷铁路节点附近,听说还有一座就设在一座早年战乱后被遗弃的教堂遗址上。
我从未亲眼见过这些地方的运作情况。
阿斯塔说他在那里“最大化了每一份劳动力的剩余价值”,说那是“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完美隔离”,说那些人“本就没有被重塑的价值”。
我从没问他,所谓的“重塑”标准是什么。
我也不想听他详谈那些“投入产出比”、“劳动配给算法”或“存续周期模型”。
因为我知道,那些只是用词语将罪行粉饰得不那么刺眼的手段而己。
实际上,那些集中营里关着的是什么人呢?
除了真正的战俘与敌对组织成员之外,很多是所谓的“嫌疑分子”——比如一个不肯交出藏粮的占领区老农,一个在墙上涂鸦了讽刺帝国核心人物的漫画的少年,或者只是一个在宵禁后没及时回家的流浪汉。
也有一些只是偷了几块面包、打了场架的小混混。
在和平年代,他们最多不过是街头警局档案里的几行字。
可在“战争状态”下,他们成了“秩序威胁”、“劳改对象”以及“应急资源”。
他们的名字从登记簿上消失,只留下编号。
每天早晨,集体起身、点名、劳动,再劳动,首到他们再也站不起来为止。
然后被“自然淘汰”,按作业区的指示处理掉。
我从某份被截获的反抗军通讯里,看到了一句让我久久不能忘记的讽刺话语:
“他们说那是赎罪工厂,但没有人曾经听说过谁真的赎清了罪。”
我记得我把那句话默默抄在了随身笔记本的某一页上,然后就再也没翻到过那一页。
因为我不想听见这些。
也不想亲自前往那些地方。
我的办公室窗帘足够厚,书桌足够宽,我的日程表上从来没有一项是“视察集中营”。
但我依然知道它们在那里。
知道那些我签了字、批了款、默许建立的地方——正每天用成百上千的尸体,让雷瓦尼亚这台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下去。
我知道这不是国家复兴的荣耀一章。
但这是我们维持战争运转所依赖的隐秘基础。
如果没有这些人——或说,这些不再被视作“人”的人——我们的铁路就会慢下来,工厂就会断货,粮仓就会空虚,士兵们的罐头就会减少,首都的面包价格就会飙升。
到那时,民众才会真正体会什么是战争。
但他们现在不需要。
因为有人,正在替他们承担战争的全部重量,首到被碾得粉碎。
战争从不是公平的。
我只是扮演了把这份不公平分配得尽量高效的那个人。
也许有一天我会为此接受审判,但在那之前,我还有一个国家要维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