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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章(第1页)

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。他不拘小节,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“陛下”却说“君”,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,大概是“君”更富有古意吧。有些时候,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,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,夏侯胜说:陛下说的都是好话,我把好话放出去,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。总之,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,反而出奇地和谐。有理由猜测,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,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,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。

这恰恰诠释了刘彻“汉道”的精髓:王道与霸道并用,霸道为里,王道为表。

多年以后,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,给霍光极尽哀荣,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,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。

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,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,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。事实上,他还要效仿汉武帝,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,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。毕竟自武帝死后,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,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;同时,经过多年的涵养,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,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,势力不可小觑,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,例如他的丞相黄霸、于定国等,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,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。

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,也得与时俱进。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。第一,顺应儒家关于灾异、祥瑞的说法,鼓励郡国发现祥瑞。刘询当皇帝时期,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,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,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,甚至出现了黄龙!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。此外,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,“称制临决”,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,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。

第二,在权力的运作上,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,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。此外,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,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,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,从而抗衡、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。武帝的外戚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,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。霍光死后第二年,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,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,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,在微妙中取得平衡。

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,死后“中宗”的庙号当之无愧。他既能笼络儒家,又能抗衡儒家,也不惜杀戮儒臣,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,汉朝的“建国”至此才算真正完成,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。

就在这绚烂之中,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。刘询的太子刘奭热衷儒学,曾在侍宴的时候,看父亲心情好,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,减少杀戮。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,说了一段著名的话,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“建国”的内涵,也是“汉道”的宣示,更是王莽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:

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且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!乱我家者,太子也!38

“霸王道杂之”,不能“纯用周政”,这一不可淆乱的“家法”就是汉朝“建国”的汉道。从刘邦和吕后立国,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、涵养,至此,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,西汉的“德性”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39。

当然,这一“家法”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,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、传统。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,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,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、传统也具有合法性。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。

然而,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,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,却做梦也没想到,祥瑞和灾异是“一体两面”,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,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,就满眼都是灾异;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,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。

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,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,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,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。但他没有预料到,有一天,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,居然儒家化了,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,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,架空皇权。

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,到了那一天,儒术、灾异、外戚,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,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。

注释:

1 王葆玹:《西汉经学源流》,第148页,东大图书公司,1994。

2 王葆玹:《西汉经学源流》,第148页,东大图书公司,1994。

3 李若晖:《久旷大仪:汉代儒学政制研究》,第90页,商务印书馆,2018。

4 阎步克: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5。

5 《汉书·景帝纪》,第149页。

6 杜正胜:《编户齐民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90。

7 阎步克,汉朝“用秦制不用秦政”,见《波峰与波谷(第二版)》。

8 陈苏镇认为,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,而法律的移植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,旧的习惯被摧毁,不仅没有慑服被征服者,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,并灭亡了秦政权。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。见氏著《〈春秋〉与“汉道”》。

9 《史记》载文帝四年,《汉书》载十三年,应以后者较妥。

10 钱穆《两汉博士家法考》:“文帝外取黄老阴柔,内主申韩刑名”。见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,第190页,商务印书馆,2001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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