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欣晏驾第二天,六月己未(公元前1年8月16日),太阳照常升起。
长安和往常一样,城外灞桥上人流往来如织,城内也是熙熙攘攘。站在安门大街和雍门大道的交叉口,能感受到东方大都的繁华,从交叉口往东北方向走的,多是长安城的居民,他们住在明光宫北边的闾里;往西北方向走的,多是商贾和游客,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市场。
这天,未央宫也没有什么不同。这座宫殿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,之所以高,是因为它矗立在长安地势的最高点龙首原上。在缺乏高层建筑的古代中国,天下人来到长安,无不被未央宫的恢宏气势所震慑。
一场宫廷危机无声无息渡过,只有在宫内才能感受到,再平淡无奇的政变也是仓促而紧张的。王政君、王莽姑侄一夜未眠;新的一天早上,群臣毕至,内外咸集,才知道天下没了皇帝,太皇太后临朝,前任大司马王莽再度出现在未央宫前殿。
群臣里的汉室忠臣可能会认为,在皇帝突然死去、刘姓天下险些被董贤篡夺的危急时刻,是王氏家族挽救了国祚,保卫皇室安全,渡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。这场政变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权力斗争,还关系着汉家天下能否存续。
面对群臣,王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同时做好三件事:第一,重新担任大司马,合法掌握朝政;第二,尽快为汉朝选定征召新皇帝;第三,处理刘欣的丧事,以新皇帝的名义给刘欣议谥号,尽快将其下葬。
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,这其中,最重要的是担任大司马。王莽虽然已经掌握了实权,但只能看作先帝大行期间的权变措施。太皇太后于是下诏:
公卿举可大司马者。14
这里的公、卿,应不是泛指,而是禄位达到“卿”以上的官员。这个诏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王莽在当时确属众望所归。没有人怀疑大司马会花落别家,王政君也就敢公开选拔。
此诏书一下,“大司徒孔光、大司空彭宣举莽”15。有孔光带头,“举朝皆举莽”16,这是王氏家族乐见的局面。
孔光,据说是孔子的十四世孙,汉元帝的时候就已入仕,现在六十多岁了。大司徒就是原来的丞相,是汉朝政府的首脑。孔光在元帝、成帝期间,仗义敢言,仕途几经起伏,名声一直很好,是汉成帝死前的顾命大臣。
不过,晚年的孔光已经变得明哲保身、虚与委蛇。
例如哀帝时期,董贤的父亲董恭是孔光的下属,董贤是孔光晚辈的晚辈。刘欣拜董贤为大司马之后,虽然董贤和孔光都位列三公,是名义上的同僚,但董贤毕竟才二十几岁。为了抬举董贤,刘欣故意安排董贤以私人名义去拜访孔光,试探朝野反应。孔光则揣摩上意,隆重地穿好衣冠礼服,提前出门到路上等待,看见董贤的车来了,马上返回家中恭恭敬敬地迎接,董贤临走时也恭恭敬敬地送走,不像是和同僚交往,倒像是对待上级一样。
刘欣听说后非常高兴,马上安排孔光的两个侄子为官。
此事成为孔光的污点,但孔光当年能够曲意奉承董贤,今天也能带头支持王莽,这并不意外。
意外的是——这次举荐居然出现了反对派: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互相举荐对方为大司马。何武曾经当过御史大夫、大司空,位列三公,与公孙禄又是朋友。互相举荐,是因为两人商量过:
往时孝惠、孝昭少主之世,外戚吕、霍、上官持权,几危社稷;今孝成、孝哀比世无嗣,方当选立近亲辅幼主,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。亲疏相错,为国计便。17
称得上振聋发聩了。
他俩宣称:以往吕后、霍光、上官桀父子等外戚秉政时,国家都一度陷入危亡。现在成帝、哀帝连续两代君主都没有子嗣,说明外戚势力太过强大。当前又在选立皇帝,就不该再让外戚来当大司马,而应“亲疏相错”,让我们这样不属于外戚的大臣来担任,才是为国之道。
单看这段史料,会觉得这二位要么是痴迷权位,要么是昧于时势。其实都不然,从与王莽的交往看,他俩确实属于公忠体国的大臣。
比如何武,早在十四五岁时就觐见过汉宣帝,资历很深,几经宦海沉浮,汉哀帝时由董贤举荐为御史大夫,后转任前将军。王莽曾辗转请何武举荐他为太常,何武没答应。多年以后,何武被王莽逼迫自杀。公孙禄,虽然在新朝建立后仍与王莽合作,但在廷议时当众批评王莽,被逐出朝堂。
何武和公孙禄的举动,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。《汉书》记录下这件事情,是将他们二人作为抵抗王莽篡政的先知。但反而说明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支持王莽,反对者不是没有,却是少数。
尤为难堪的当数王政君。
六月庚申(公元前1年8月17日),她索性直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、领尚书事,不顾忌她举行的公开推荐会不会被看作虚伪的把戏。而何武、公孙禄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有了大司马的职位,王莽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。